党的十九大继十八大再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。江苏省于2016年3月启动“263”专项行动，在新的历史起点，以更严要求、更高标准、更实举措推进江苏生态文明建设。2016年以来，我院办理污染环境案件17件65人，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，支撑起生态环境保护的“检察屏障”。然而，惩治污染环境犯罪仍然面临发现难、固证难、查办难、修复难的“四大困境”，亟待引起各方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。

　　一、犯罪手段隐蔽，陷入“线索发现”困境。由于污染物处置企业设立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，该类企业深知污染物特点，熟悉执法机关监督流程，部分单位实施犯罪过程中采用“瞒天过海”手段，千方百计逃避监管或处罚。同时，犯罪嫌疑人与有污染物处理资质的企业签订合同，借用企业资质承接污染物处置项目后违法处理污染物，“偷梁换柱”降低成本，有的企业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，通过埋藏“暗管”偷排，使得污染环境犯罪难以被察觉。另外，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执法机关检查、避免被群众发现，在非法处置污染物时多选择夜间作案，降低污染环境犯罪暴露的几率。  

　　二、证据类型特殊，陷入“固证、鉴定”困境。由于部分污染物极易挥发，污染环境犯罪现场极易被破坏，若未在一时间取证固证，将难以获得指控犯罪的有力证据。且因污染物种类繁多、专业性强、操作要求高，采样人员需根据不同的污染源采取不同的采样技术规范，而不同技术规范采样布点的位置选取、点数要求等均不同，导致采样存在较大难度。同时，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阶段损失费用、环境修复费用等评估报告出具时间较长，由此可能造成环境受侵害结果和程度无法及时准确评估，制约了对生态环境犯罪的惩治。 

　　三、跨地域实施犯罪，陷入“查处办理”困境。由于交通便利，污染环境犯罪呈现出跨境、省、市、区实施，犯罪嫌疑人利用监管盲点跨区域流动作案，污染源头和污染物非法处置地点不在同一辖区范围，一般执法检查和监管难以及时追根溯源，查处相关作案者。同时，侦查机关在异地调查过程中，存在跨区域信息情报沟通不畅、执法办案缺乏协作机制等问题，难以应对跨区域作案涉案人员广、犯罪链条错综复杂的现状。  

　　四、危害后果严重，陷入“生态修复”困境。非法处置污染物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将对土壤、大气、水源等造成严重损害，且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减弱或消除，更难以恢复到原有健康的状态，即便依靠科学的生态修复技术和环境的自净能力，被污染或破坏区域的生态环境也要几年，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。同时，在清除污染物及危害后果时，将产生巨额的应急处置费和环境修复费，根据“谁污染谁治理”的原则应由犯罪者承担，但此类费用往往难以从单位和个人处全额追偿。  

　　为此，检察机关建议：一是立意识，促进企业自身规范建设。企业牢固树立守法经营意识，规划和建设项目按照规定进行环境影响性评价，通过正规途径处置污染物，加强对内部员工的管理，开展法制教育，强化企业守法意识，杜绝违法偷排。二是强措施，促进污染物处置能力提升。通过专业性培训、建立专家咨询库、落实环境预警应急制度等方式，提升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，最大限度降低污染危害。三是优机制，整合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力量。区域内健全联动执法、案件移送、重大案件会商和督办等机制，实现信息共享、案情互通、步调一致。跨区域探索沟通协作、联合调查等机制，强化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全力。四是重诉讼，全面发挥法律的作用。突出刑事诉讼打击力度，严格掌握缓刑适用条件，加大财产刑执行力度，不让犯罪嫌疑人在经济上占便宜。大力开展污染环境公益诉讼，以刑附民、支持起诉等方式，让实施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罪犯承担恢复环境、修复生态的民事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