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曙明

　　23日本报“法治时评”栏目，我就发生在陕西汉中的哄抢事故车上橘子一事谈到“法不责众”问题。篇幅所限，只点到为止，今天重点说说它。

　　“法不责众”是指，当某一行为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普遍性时，即使该行为含有某种不合法或不合理因素，法律对其也难予惩戒。在法治不健全甚至恶法当道的封建社会，“法不责众”曾被视为反抗专制的手段，被赋予一定的积极意义。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，在依法治国的今天，“法不责众”观念却必须彻底摒弃。

　　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及具体内容，说不上尽善尽美，仍有进步空间，但总体上反映了人民利益，是从保护公民权利角度制定、施行的；任何对现有法律的违反，都会对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造成损害。与个人违法相比，群体违法的破坏力更大，对法治的伤害更甚。拿陕西汉中的哄抢事故车上橘子事件来说，四五十人一起抢，被抢走的橘子多达一吨之多，货主损失之大，远不是个人抢夺能比。

　　从违法者角度，“法不责众”是对其违法行为的放纵。在遵纪守法方面，人也分“三六九等”，有的人随时随地守法，有的则需要外力的强制。对后一种人来说，守法还是违法，很多时候是利益考量的结果：抢了东西还能“全身而退”，就抢；抢点东西要被拘留甚至承担刑事责任，就不干了。参与哄抢的人中，持这种心态的不在少数。当他忌惮的善恶有报未至，而期待中的“法不责众”成为现实，对他来说，变本加厉违法就是可预见的结果。

　　而从执法者角度，“法不责众”是对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的背离。类似哄抢事件时有发生，参与者被追究责任的信息不多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更是少之又少。原因未必一定是执法问题，也可能是相关信息公开不顺畅。但对执法机关来说，从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角度，检讨一下是否存在这类问题不无必要。这是因为，在这种多人参与的事件中，执法的确存在难度，一旦执法者有畏难情绪，“法不责众”很容易成为事实。

　　人多，取证有困难。四五十人抢走一吨多橘子，除非有证明表明有人组织，参与者应对总的损失负责，否则，“各自为战”的每个人，只需对自己所抢走的橘子负责。现场按住他，拿了多少一称即知，但逃离现场将“赃物”转移的，事后取证就比较困难。

　　“选择性执法”，是执法者面对的一大非难。“这么多人违法，干吗抓住我不放”？在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等场合，违法者也多次搬出这一自认为拿得出手的理由。如果警力足够，哄抢场合当场按住每个人，闯红灯时候用执法记录仪记录每个违法者，当然好，但在执法力量做不到的情况下，追究部分人而“放过”其他人，是证据的要求和执法的无奈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“选择性执法”。如此执法的效果，显然不像每个违法者都受到追究那样理想，但比“法不责众”要好得多。

　　严格执法，也要区别对待。抢得多的和抢得少的，首要分子、积极参加的与普通参与者，要承担的责任不一样。但这种区别，只有在追究责任的过程中方能体现。一旦“法不责众”，每个人都无需承担责任，也就谈不上责任上的差别。

　　每个仍抱有“法不责众”心态的人，都要尽快与之告别。和普通人相比，执法者更该先行一步——他告别的早晚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普通人告别的快慢。